刑事案件尤其是命案發生后，各方都非常關注，尤其是受害方。盡快破案、嚴懲罪犯的呼聲往往很強烈，很容易得到民眾的同情和支持，這是可以理解的。而這種來自媒體和公眾的聲音，會給辦案機關及其人員帶來很大的壓力，一些冤假錯案就是在這種輿論環境下形成的。福田區律師就來為您講解一下。

　　我們必須向社會各界表明，司法機關起訴的必須是真正的罪犯，定罪要靠事實和證據；由于證據原因，短期內甚至在可預見的將來都可能無法抓住真兇，追究刑事責任，司法機關只能對涉嫌犯罪無規則處理。事實上，“無辜的人為他人的罪行贖罪，這并不能讓罪行的受害者感到多少欣慰，因為硬幣的兩面意味著真正有罪的人逃脫了司法制裁”。

　　因此，整個社會，尤其是犯罪被害人，需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來看待有無犯罪嫌疑的問題。司法界要審理一個又一個案件，法律界要解釋一條又一條，努力引導全社會樹立無罪推定的理念，讓疑罪從無真正深入人心。只有這樣，才能共同為堅守公平正義的底線營造寬松理性的社會環境。

　　涉嫌犯罪從來不存在，這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法律問題。為了獲得社會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有必要“建議”涉嫌犯罪的人根本不存在。我們不僅要告訴公眾，永遠不要有犯罪嫌疑意味著什么，而且要告訴公眾，當有犯罪嫌疑時，為什么以及如何實現這一點。

　　此外，我們應該澄清，“無嫌疑犯罪”并不意味著停止嫌疑犯罪，也不意味著永遠“無嫌疑犯罪”。為了消除疑慮，需要采取后續措施，明確不存在犯罪嫌疑:第一，不存在犯罪嫌疑，并不意味著放棄對犯罪的追究；第二，無罪一般是指真正的罪犯沒有歸案，偵查機關會繼續抓捕。

　　第三，如果有新的事實和證據證明被釋放的人是真正的罪犯，仍然可以繩之以法。總之，要通過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和良性互動，為司法機關公正辦案創造良好的司法環境，為涉嫌案件的處理提供有利條件。合理把握，防止走極端，把本該定罪的案子當成謎。

　　在司法實踐中，要防止認識偏差，注意矯枉過正。涉嫌犯罪不履行不是無視具體案件的一般規則，而是在被告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處理案件的一種特殊方式。對于一般案件中那些細微的細節和不影響關鍵事實的疑點，是不能自由適用有關處罰涉嫌犯罪的規定的，否則人們會“滿地找牙”，不知該怎么辦。

　　同時，在強調要樹立“不懲治犯罪嫌疑”的理念的同時，也要看到，任何國家、任何時候、任何國家、任何司法制度都難以徹底杜絕錯誤案件。在談到美國的不公時，美國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表示，在實行刑事懲罰制度的情況下，被判犯有重罪的無辜人數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準確地說是0、27%。

　　前提是接受一些人受到錯誤懲罰的可能性。這意味著，我們在追求對可疑罪行不受懲罰的同時，對極少數因各種原因未能對可疑罪行不受懲罰的案件，應該有一定的容忍，以鼓勵正確和容忍錯誤。否則，辦案人員的手腳就會被束縛，犯罪嫌疑人就會走向另一個極端--只要有懷疑，他們就不敢被判刑，這無疑會縱容犯罪，我們積極倡導犯罪嫌疑人不受處罰的初衷。

　　這種訴訟模式要解決的是“訴、辯、審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及其關系”的問題。縱觀各國訴訟模式，典型的有大陸法系的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和英美法系的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總體而言，我國目前實行的是一種既偏向于權威主義又帶有對抗因素的 "混合 "訴訟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兩種訴訟模式的優點。

　　福田區律師認為，在這種訴訟模式下，就起訴和審判而言，公、檢、法機關是一種“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關系；就控辯雙方而言，是平等對抗。檢方指控犯罪，同時承擔客觀方面的義務，辯方進行積極的訴訟辯護；就整個控辯審而言，是一種“等腰三角形”結構下的“對話”。